蔡霞教授论党主立宪与中国政治转型
你们好，你们想睡觉了啊，我被你们给聊的兴奋了，想啰嗦两句，希望不要见烦。冯胜平在这个群里边，他也知道我在。我估计啊我和他两个在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为党主立宪这问题发生过争论，后来冯胜平知道我是谁，他对我采取了很友好的态度，在群里没有公开的去再继续争论。后来我们俩就私下的交换了意见，他的意见我至今不能认同，然后我的意见我估计他也不会认同。这就和天皇、英国女王和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国王他们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经过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这个文化的积淀，这个社会已经认同了这个家族是这个民族的人格代表。因此政治上的纷争，有一个超越世俗政治的、能够使大家都能幸福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力量出来，这个说话大家才能听啊。那么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远不是一个中国社会超越现实政治的一个力量。但是我们都希望这个国家往前走，关键是怎么走才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顺应历史的大势。所以我要说，只要我在，冯胜平一说党主立宪，我一定要去驳他。
其实党主立宪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第一个问题是政党按照英文的字母来说，他就是party,社会当中的一个部分。那么你这个一个部分，他永远是社会人群中的某一个代表，它不可能成为超越社会人群的一个全族群的人格，当时我们讲的世俗社会和非世俗社会的区别，它超越了世俗社会当中的利益纷争，而能够作为一个全民族的这个代表，就是人格化身啊，以及全民族的这种民族心理，民族感情凝聚的，大家都认同和接受的这么一个化身。中国共产党不是，因此它不具备君主立宪的这么一个超越世俗性的这么一个力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既然你是一个社会的一个部分party，那么因此它就有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前提是国家权力是谁的，如果说是人民的话。那么就要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部分来大家共同的来商量这个事情。
我们说日本人的转型，是麦克阿瑟将军在那儿主导的，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外来的强势力量介入了日本国的政治。那么我们看西班牙，西班牙他是胡安卡洛斯，他以国王的超越世俗政治的力量,来把西班牙社会的这个极左和极右的中左和中右的力量都沟通了，都联合了。然后，就是做全民讨论宪法的这个条文，最后全民公决认可这个宪法，在宪法的这个框架之内，在宪法这个平台上来进行谈判，就是这个政治变革的进程当中进行谈判，然后来推进国家的变革，所以西班牙的变革是和平的转型。
因此在这个立宪过程当中，你没有一个力量可以去做主导地位，你只能就是通过体制内外的沟通、合作和交流，而这种沟通、合作和交流，他需要首先有一个大家认可的这种至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是什么？就是宪法。而这个宪法至上的权威不可以操控在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个社会力量的手里边。他只能是通过全民来讨论，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大家承诺就是在宪法治框架范围内推动国家的政治变革。那么这个过程谁做到了呢？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公开去说反对的话，就是关于二零一八年修宪，我当时极为愤怒，我可以跟你们说五条，我今天也是豁出来了，封号就封号吧，我必须得把这话说，因为政治越是变革的这个关头，越需要把一些重大问题理清楚，才能看清楚我们怎么做是在坚持我们的原则和底线，怎么做又能够切合这个国家的实际的这个东西往前走，而不使我们的话永远停留在愿望这个层面上。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些话说出来。
好，先说二零一八年修宪的时候我是什么态度。我极为愤怒，在家里骂了一个下午带一个晚上，第二天单位打电话来了，知道我会说话，说不允许你对外说话。那么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确立宪法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但不是某个政党手里的工具。而我们的二零一八年的这个修宪，把这个党的最后的一个退路，它可以赖以和平地进行政治变革，然后为自己谋的一个退路，还有一个空间的，都被他自己给堵了。二零一八年修宪的时候，诚有这个上面来确确实实啊，就是说内部打电话，不许我再说话。然后我就说了五条，我今天把我关于二零一八年修宪的五条先给大家说一遍。
第一，这个修宪在党内程序非法，大家去看一下二零一八年的一月十九日的二中全会公报，在那个公报上没有谈到修宪和取消这个国家主席的任期制的问题。好。第二，二零一八年的二月二十六号开始三中全会，他们在什么时候说的呢？二十五号的下午，对外说了这个修宪，而且这个取消任期制是新华社的用英文版透露出去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后新华社的这个英文版的这个内部负责人遭到了撤职。好，我说你们是程序上是完全不合法，非法，为什么二中没有说三中全会马上就要开，大概在提前的一两天，你们就这样的就是强行的推出来，推出了一个一月二十六号的中央建议。那么你们是在把三中全会像验狗屎一样的，强迫大家接受了这个一月二十六号的这个建议的这个草案原文，明明一月十九号刚刚闭幕的二中全会，你们没有通过二十六。好拿出来上面也没有说的，说到取消任期，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当时就一块儿说没有啊，这就说我估计可能是二中没有通过，不敢光明正大嘛，三中要强迫大家咽下去，所以才会抢着前一两天发出去。三中全会上确实是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由此我才说这个党变成了政治僵尸。这么重大的一个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一百多个候补委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不。而大家明明知道这是错误的，所以我说这是程序上的不合法。
第二，我说你们看吧。接着往下就是国际关系马上就会紧张起来，因为过去大家都看中国是个大市场啊，所以才闭着眼睛、睁一眼闭一眼，搞西方的绥靖政策。他们想赚钱吗？但是你们这么一做，立马逼得西方的政治家不得不表态，因为是二十一世纪了，还想退到帝制去，这个和整个历史的大趋势是不吻合的，你们居然还要这样做，那就逼着西方国家表态呀。我说你们等着看，立马后面的国际环境就会紧张起来。你看果然吧，二零一八年的五六月份开始，中美贸易战开打，是人家要开打吗？不是，是我们自己逼得人家、来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表态啊。所以二零一八年的。这个一月和二月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第三个，我说你们这么做既失党心又失人心。首先是取消任期制，无论左中右，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认可的。邓小平的这个改革的成果，是所有社会的争论当中、最不具争论性的一点，不争论的。但是你们这么一下，就把所有你们仅存的一点点的信任感全部给打掉了。我说何况你们想改个党章吧，也就涉及到九千万人。但你要是改个宪法吧，你知道国内十三亿十四亿人，海外几千万华人，他们同意吗？你们可以这么做吗？
宪法是全民族的东西，不是你一个党自己的东西呀，你们现在这么一弄，把宪法变成了自个儿手里玩儿的工具，你们就把宪法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打掉了。如果连宪法都不认，将来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当中，他认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约束社会各派力量啊，因此唯一认的就是武力呀，中国还要走回那个血腥这个屠杀，然后以暴力战胜暴力的这么一个路程。啊，中国将来真的就要进入了血海啊。我说你们弄得自己都是死死无葬身之地呀，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历史的罪人吗？
所以我说你们这下可好了，我说你们把宪法这么一修改，把自个儿的后路全截掉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你们让中国共产党死无葬身之地，然后接我电话的说，你说的太难听了，我说什么难听啊！你要知道中国的政治转型是必然的，无非就是早点和晚点，但是我们希望争取的是和平转型啊，这个和平转型的一个唯一的可以谈判、沟通、合作的平台和空间是什么？就是宪法啊，那么宪法要使大家都接受，它必须超越党派的政治偏见，超越党派利益，确实要能做到全社会各个群体都能够接受啊。由此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宪法呀。
然后我说还有一条你们知道，你们看是取消了一个任期制，那么简单吗？不是，你们这一把就把中国倒退回一百多年前呐，凡是共和制，它必须是任期制，只有帝制才是没有任期制的。所以我说你们几个字就把中国的国体改吧，它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过去你不管怎么说，好歹顶这个共和国的这个招牌吧，你现在连这个招牌都不要了，你彻底的回到帝制去，就想当皇帝了。我说你你想过这种历史的倒车开下来，你承担得起这种历史责任吗？
这就是我当时说的问题。西班牙最后那个独裁者弗朗哥，是他把那个胡安卡洛斯抚养大。老国王被他赶出去流亡了，小国王他留在身边了，等到他要死的时候，他把权力交回给国王了。换句话讲就死了以后你们爱怎么干什么干，我也不阻挡你了，但是我在的时候必须独裁。但是他确实看到了西班牙转型需要社会的某些条件，所以他在最后的十年为西班牙社会的转型做了某些准备，一个准备就是它开放了劳工和企业主的谈判，建立了社会的保障体制。然后第二个他逐步的放开了新闻的自由，就是新闻禁令。
好，接着往下讲，那么我们想说，现在中国再要去走党主立宪是不可能的。我刚才已经把这个问题两点都讲了，就说没有一个平台，没有一个超越世俗社会的，能够整合全民族代表，凝聚全民族的民族感情和人们认同的这么一个超越世俗的结构性力量。所以中国不具备君主立宪的可能性。那么唯一的就是西班牙国王他所做的那件事情啊，把中左中右啊极左极右啊遭到一块儿来，大家去努力啊。那么这个还要回过头来讲，弗朗哥将军这两条就使得社会的公众他有了一个既有一个生活的底线保障，自己不会再因为没吃没喝或没有工作，最后逼到绝路上，必须去造反。他有了那个失业救济金，有了劳工谈判的这个谈判机制，政府做中间人，他有了这个工商企业家的企业主给你的赔偿金等等，这就使得社会底层人民不会铤而走险，那么他们可以就是把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交给他们所认可的政治代表，你们参与谈判，这些底线不破就行了。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说越是在社会有底线的时候，他就不会有更多的极端情绪。而当社会连底线都没有的时候，最基本的公平正义。一点儿都没有说社会极容易升起这个极端情绪来，所以极左极右都是这个时候可以蛊惑人的，谁把口号提的越极端，他身边就是云集的人就越多。这就是因为社会是没有底线啊，而西班牙的那个独裁将军了，他把底线建立了。第二个，逐步的放开新闻监督，这就使得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权力的约束，谁也不可能完全的为所欲为。这两个底线何其了得呀，他其实为胡安卡洛斯后来的转型创造了一些基本前提的呀。那么第三，西班牙在转型过程当中，他其实后来啊就是在这个独裁将军在的时候。他们逐渐的建了一个大教堂，我不知道大家到西班牙去过没有，我是因为在西班牙呆了半个月，专门就为这个问题呀去寻找材料去听啊。然后他有一个烈士谷教堂。他把所有的，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六年内战期间的左和右的人，凡是为战争失去了生命的人，他全部都放进了那个大教堂。然后在那个大教堂里边啊，一边列着极右派的政党牺牲的人，一边念着极左派的就是左派共产党牺牲的人。佛朗哥将军他最后自己死的时候，他也进去了。
那么这是树立了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这个观念就是讲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从此以后再有政治纷争，绝不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是西班牙人，我们不再对自己的同胞开枪屠杀。这就使得后来的人们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啊，就说我们再有分歧，我们谈判，我们沟通，我们不开枪。
这三个观念你想两个社会底线，一个基本观念超越了党派政治啊，这个时候他们就有了一个基本的就是权利了啊，基本的观念啊。大家都能接受了。好，这个时候开始还卡洛斯宣布解禁，就西班牙共产党欢迎他们回到西班牙，参与西班牙的国内进程。西班牙的那个共产党首脑呢，他也讲放弃极端政治，是吧？然后进行体制内外的合作。我们现在需要寻找的是这条路啊，是寻找体制内外的合作呀。那么后来西班牙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他们开放了党禁，大家可以去建党嘛。然后西班牙的那个政府里的老人，跟着佛朗哥将军的那帮老人一看，说这条路就是卡洛斯是国王嘛，大家都接受他，而且他讲了政治转型又可以开放党禁，然后这帮老人们干什么去了呢？他们自个儿又去组党去了，要组成一个政党参与这个政治进程。为自己赢得一点儿政治空间啊，然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一个姿态啊，就是我们不作为一种极端的阻挡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我们作为积极参与这个进程的力量，我们在这几个基本的这个观念和社会的底线，在这个宪法的这个谈判沟通的舞台上，我们大家来共同推进这个国家的进程。你看后来到了在西班牙，在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他们有军人想搞军事政变的，胡安卡洛斯十五分钟的在那个皇宫内的讲话传遍了整个西班牙。最后那个军事政变失败了，外省的军队走到半道上回去了，然后在马德里的那个叛变的就抓了两个人呐是吧？就判刑了，然后他们大概死掉了，在那个叛变当中，那个死了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整个过程就过去了呀。所以我觉得这是当初的一个过程。
我是从二零零八年开始啊就在思考中国的政治转型怎么能做到和平转型。因为我零八年到西班牙去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去看那个林达的那本书，就是西班牙旅行记，他在那本书的某些章节当中，它分着不同不同的片段，把西班牙的政治转型写了一个过程。好啊，我很同意起到现在，十二年过去了，我们还有没有可能争取和平转型，而是最终让他重新走回暴力革命的这条路呢？我觉得现在是很难很难的，是这个问题呀，我们在尽力的争取最后一点机会呀。
你讲的两个问题极为重要，第一就是有没有思想资源。坦率地讲，中国共产党没有思想资源，他不是不想转型。从这个江提出三个代表，其实老江他们还属于民国后期要接受教育的人呐，他多少还有点民国的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视野，所以他提了那个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其实他想干嘛的呢？邓小平去世了，大家知道九七年去世的，二零零零年的年初将。提了三个代表，其实他在想中国应该转型了，因为我们当时要进WTO，WTO他提的最后就是你十五年的过渡期，最后你不是得把关税所有东西都放掉嘛，那就意味着你不可能垄断。那么你的国企就要像民企一样的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而市场经济一旦发展，它确实有一个它要对民主政治会提出一个要求。那么因此权力就是利益的利，权利政治必须站在中国政治中的一个主角。而我们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统治七十一年，我们奉行的我们奉行的是权力力量的力，权力政治从来都是谁权力大，谁说话说了算数，中国政治就是由最大权力的人说了算。那么我们讲中国政治转型，就是要把权力力量的力、权利政治转换为权利利益的利、人民的权利政治。
因此老江当时其实就想在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思想资源在马克思、恩格斯那有萌芽，没有系统的阐述。到了列宁、斯大林，包括毛泽东到中国共产党没有哇，他没有这样的思想资源。因此老江才会提三个代表，因为我当时啊其实在三个代表这个问题上，我是参与了一些东西的。然后老江讲的第一句话不是讲代表先进生产力，它讲的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什么叫发展要求呢？就凡是阻挡先进生产力的，我们都得把这些障碍扫除掉，凡是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都要给他创造条件，要让他能够起来。那么什么东西在阻挡先进生产力发展呢？说白了讲就是制度和体制嘛，因此我们讲老江的重心不在前面代表先进生产力，而在后面发展要求四个字，制度制度变革、制度创新。啊，但是老江没有勇气啊，因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老祖宗呢找不到这个东西来为他做合法性辩护啊。后来被党内的极左给击退了，他就认了，就是谁中宣部怎么去胡乱解释了。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当时是有过内部的一些个努力、争论的，就我说的是我自己个人的努力和争论，但是我被他们列入了批判的黑名单了，这是很早的事情了。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对外公开说，我现在我才把有些话说出来了。好，因为他没有思想资源，他找不到在马恩毛列这些个这些理论上它没有正统性，那么这个时候他确实要有一个创新、解放思想的巨大的政治勇气，可惜没有这个政治勇气，他就退缩了。
那么为什么？两条，一条是理论资源没有，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重复。第二条是他没有割掉利益的巨大勇气，中国共产党。他害怕呀，他怕一旦变革，他不再去主导权力，那么这帮人现在获得的巨大的利益就要被切割掉，丧失掉很多很多，他甘心吗，不甘心，这个时候就是一党之私，还是天下为公啊，这个党变就说可以讲说和他的口号是完全是两码事啊。他从此以后越走越多的全部都是在为自己掌权做盘算，以至于走到现在是不惜动用所有的资源为一个人掌权，用尽全国人民的资源。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党变质了、堕落了。政党的变质和堕落还不仅仅在于贪官的贪腐，而在于整个这个党的根本目标和他的制度设置都在维护他自己的统治。
那么好，清华大学的这个文章啊就是社会白皮书，二零一零年以后被禁止再发，就没了。那么因此这种情况下呢，这个中国政治转型的第三个重大的阻力在哪里呢？怕因为这种情况下他就不知道该怎么转了，这一转自个儿就下台，一下台就被老百姓恨得拿刀来砍你。那你说你别说你丢掉利益，你连脑袋都没了。所以我们讲民主政治的转型，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他成了一个两难。什么两难呢？我们讲说，这个是在二零零八零九年的时候，我跟荣剑讨论过的问题，我当时说了前面这两个问题，荣剑又加了一句，都在维护他自己的私利啊。所以我们讲这两条，一个就是没有资源、思想资源，第二个就是利益切割，他不舍得，所以拖啊拖啊拖越拖问题就越大。因为经济在快速发展，甚至不做变化，经济和政治的这个巨大的张力，才促使了二零零五年、零六年以后，大家可以看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那个就是多呀。所以我们讲说清华大学的那个孙力平老师，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课题组，每年去统计中国的群体事件，他们统计到二零一零年的时候，大概是我也根据他们那个讲过，大概一年是要一年在前一天在全国有二百五十起群体事件，大大小小。荣剑说，哎社会这个胜利的时候发展胜利，矛盾不那么尖锐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还能混下去，他们就不想推进政治转型改革。明明是有好的环境条件，你可以做的时候他不想做，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他们知道一旦转型的话，他们就很难把握这个局势，自己的安全都没得保障，他们就不敢做。换句话讲，就说日子好过的时候，你不积极主动的去推进改革，日子不好过的时候，你极为的恐惧这种政治改革。那你就这么左摇右晃了晃吧，因此张木生说的那个击鼓传花吧，把矛盾一任一任的往下推啊。是有道理的，张木生看到了这个情况的，所以荣剑说的几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转型，早该在二十年前就该转了。
我们从二零零零年一直推到现在，八九年的那个八九六四的广场事件，它其实不能成为中国转型的一个，因为它的社会基础太弱，仅仅是观念先行，切实的社会力量没有生长。这个社会力量就是民间的企业家，社会利益的分层，我们讲多个利益阶层的生长，然后我们讲民间公民社会的发育，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共同地来讨论，那它就不再是一个极端化的力量了。而我们现在呢又重新推回到极端化的力量当中去。经济上是要么暴富，要么极端贫穷，中国社会的中产阶层极度的缩水，现在经过这几年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恶劣啊，民间民营企业家能跑的跑了，在国内苦苦支撑的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要么就是你暴富，要么就是你极度贫困，就是经济上、政治上呢极左极右极端的力量，极端的思潮不断地占据这个思想舞台的主要的声音，中间温和的声音没了。所以我们讲说和平转型的这种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少，而且太弱小，而他没有这样的高度的这个残酷的镇压理性的声音，最后他以为打掉的就是老任，任总这样的一个理性声音温和派吗？不是，他们把他自己的路给绝了。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我们丧失了条件。那么现在唯一要看的就是这一次外部环境的变化，能够促成中国社会什么样的变化。希望外部的压力再大一点，因为只有外部压力大呀，才能促成内部变化呀。而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谁都会承受中国这一次政治转型的剧痛。
那么很难讲未来的转型会怎么样，究竟是转过去了呢，借着这个压力，然后能够促使中国转过去呢，还是他抗住了这个东西，外部呢盘算它们各个国家自己的利益最后又放了一马，使得它真的就变成了墙内墙外两个世界，墙内他自个儿去做他的这个铁板一块的重新的高科技条件下的精致、精准监控的新法西斯极权统治。墙外呢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世界，他们也自个儿去跟自个儿玩了，他不考虑你了。那么如果是这样，中国人民将还会在墙内很悲惨。
所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可能落入这个很悲惨的过程。我在二零一四年到伊朗去过，在伊朗走了半个月，哎呀一路上走过去，感慨万分啊，你想啊。现在还很难讲啊，因此我希我觉得需要大家都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就说究竟怎么走真的还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理论创新、思想观念的解放，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是吧？这些东西都需要有极大的勇气，尤其是现在国内的状况这么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做什么能够怎么做，确确实实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很严峻的一个问题呀。当然了，就我们现在这个群体里面的这个入了这个群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岁月静好，只要你能够静好的下去，你的心可以安定，你尽管去静好，伊朗的卡列维国王改革的那个时候，他曾经向西方世界开放过呀，他把一个神权的原教旨的国家改成了一个世俗社会啊，但是原教旨的那个力量战胜了卡列维国王，然后伊朗又重新关闭了。然后这一关闭多长时间呢？又是四十年过去了，换句话讲，历史的倒退整整四十年了，到现在你看伊朗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开放啊，那么中国将会是什么样的历史命运，中华民族我现在很难说呀。所以当时一四年在伊朗，我们一路走过去，一路在讨论历史的倒退，活生生的就在眼前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们苦苦寻求的这个路究竟在哪里，但是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来讨论的人，我想每个人的心都很难让自己去适应岁月静好，这就是良知，这就是责任感。所以希望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或者讲能够来从自己做起吧，做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每个人能做什么做什么。当然我们讲现实的这种这种分析，智慧、勇气、胆略、策略，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提高我们自身的能力和水平的。好，谢谢大家，我耽误大家很长时间了。